(The Anatomy of the Old Paradigm: Structuralism Centered on Explicit Knowledge)
第一節 典範的本體論：作為「靜態學科知識」的英語
若依據 Kuhn 的框架來檢視台灣英語教育的「常態科學（Normal Science）」運作，我們可以辨識出一個支配性的核心假設：英語在當前的舊典範裡被視為一種「顯性的、可拆解的學科知識（Explicit Subject Knowledge）」，而非動態的社會行為或認知能力。
這種本體論深受 20 世紀中葉結構主義語言學（Structural Linguistics）的影響。在此視角下，語言被隱喻為一座由「單字（磚塊）」與「文法規則（水泥）」所堆砌的建築。學習語言的過程，即是獲取這些磚塊與水泥，並掌握堆砌的技巧。
正如 Skinner (1957) 在其行為主義經典《語言行為》（Verbal Behavior）中所暗示，語言學習被化約為一種「刺激—反應（Stimulus-Response）」的制約機制。在台灣的教學現場，這轉化為對「正確性（Accuracy）」的極度迷戀。教師的角色被定義為規則的解說者與錯誤的糾正者，而學生的任務則是透過反覆的機械操練（Drills）來熟練這些規則。這種將語言視為「靜態知識」的觀點，根本性地決定了後續的所有教學法與評量設計。
第二節 歷史願景的固著：培養「精準的譯碼者」
舊典範的形成並非偶然，而是回應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需求。在 20 世紀中後期的冷戰結構與台灣出口導向經濟體系中，英語的主要功能並非「即時溝通」，而是「資訊獲取」與「知識學習」及「技術轉移」。
因此，教育體系對英語教育的潛在願景是培養能夠處理典籍、技術文件、合約與說明書的「譯碼者（Decoders）。在此脈絡下，「閱讀理解」被窄化為「文法翻譯（Grammar-Translation）」。正如 Richards & Rodgers (2014) 對文法翻譯法的分析指出，此教學法的核心目標是透過母語（L1）來詳細剖析目標語（L2）的句子結構。
這解釋了為何在台灣的英語課堂上，「翻譯」往往被等同於「理解」。教師必須將英文句子逐字翻譯成中文，才稱為上課。學生必須可以複製這樣的過程，才被認為有「讀懂」。這種「透過翻譯來學習（Learning through translation）」的路徑，在舊典範中是完全合理且高效的，但在當代強調流暢閱讀（Reading Fluency）的新典範視角下，卻反而成為了阻礙大腦建立直接神經連結的最大障礙。
第三節 評量的權力技術：離散點測驗與信度的霸權
除了上述時代性的社會需求之外，舊典範之所以能長達數十年屹立不搖，關鍵在於它還擁有一套邏輯自洽且社會功能強大的評量方法。
依循 Lado (1961) 在《語言測驗》（Language Testing）中奠定的「離散點測驗（Discrete-point Testing）」理論，語言能力被切割為最小的組成單位（如音素、語素、單字、句型）來進行個別測量。這種測驗形式（如單選題、克漏字、文法改錯、理解）主導了台灣所有的升學考試。
Lado 的理論為這種測驗提供了科學正當性：它雖然犧牲了「效度（Validity）」——即無法測量出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整合運用語言的能力；但它保證了極高的「信度（Reliability）」——評分標準客觀、無爭議、且易於大規模標準化。
在台灣重視「形式公平」的社會價值脈絡下，這種評量方式成為了舊典範最強大的護城河。它創造了一個完美的封閉迴圈：學校教文法（因為考試考文法），考試考文法（因為這樣最客觀），補習班解構文法（因為這樣最有效率）。在這個迴圈中，真實的「使用語言（Language Use）」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，因為它難以被標準化測量。
第四節 本章小結
綜上所述，台灣英語教育的舊典範是一個由**「結構主義語言觀」、「翻譯導向教學」與「離散點評量」**緊密咬合的系統。它在 20 世紀的時空背景下曾是成功的「常態科學」，有效培養了當時所需的閱讀與翻譯人才。
關鍵問題在於，這個系統在本質上將語言視為「知識」而非「能力」。這就是為什麼當 21 世紀的政策轉向要求「溝通能力」與「素養」時，舊典範無法透過內部的微調來適應，而必須面臨被徹底取代的命運。
本章引用文獻列表 (References for this chapter)：
- Skinner, B. F. (1957). Verbal Behavior.
- Lado, R. (1961). Language Testing.
- Richards, J. C., & Rodgers, T. S. (2014).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.